消费已成为稳定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但受疫情多点扩散、中国家庭部门实际偿债负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和就业的不确定性上升后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等多重因素的压制，国内消费内生恢复动力不足，亟需政策进一步发力。目前已有多地发放消费券，但总规模在百亿之内，难以扭转消费低迷的趋势。目前来看，有必要出台更大规模的促消费政策，汽车和家电等大件消费可能是重要抓手。
为何促消费？最终消费支出占我国GDP比例及其对GDP同比的拉动，在多数年份超过50%，消费已成为稳定经济的“压舱石”，经济稳有赖于消费稳。但疫情后国内消费低迷，影响因素一是，疫情压制消费场景，今年4月社消和“五一”假期消费同比大跌就与此有关；二是，以家庭部门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年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衡量的实际偿债压力，我国均高于美英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三是，经济和就业的不确定性上升，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今年一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更多储蓄占比”创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在上述因素的压制下，居民消费内生性恢复的动力不足，需要政策引导和鼓励，进而更好发挥其“压舱石”的作用。
目前已有多地发放消费券，但对总消费的提振作用可能有限。9号文并未提及消费券。年经验显示，中央对全国层面发放消费券或持更谨慎态度。不过，今年已有多地发放消费券。参考年经验，消费券的杠杆率在3.5左右。但目前所发放消费券的总规模不足百亿，且因有使用期限要求（通常在一个月以内），会透支后续的消费；年仅统计实物性商品和餐饮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已达44.1万亿，仅目前已发放的消费券规模，对消费恢复的边际贡献不大。
如何促消费？更多促消费政策值得期待，汽车和家电等大件消费可能是后续促消费的重点。汽车方面，中国在年—年、年—年实施了两轮大规模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均取得了积极效果。目前来看，年刺激汽车消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在上升：一是，汽车已成为拖累消费的最重要分项，4月拖累限额以上企业零售总额9.0个百分点；二是，因除9号文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外，目前已有多地部署了汽车消费刺激政策；三是，由于中国汽车保有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换购需求也在增加，各类刺激政策有助于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托底经济。家电方面，年到年，国内实施了一轮大规模的家电消费刺激，财政资金对家电销售额的杠杆率约为8.9倍，成效显著。目前北京、广东、郑州等地已开始刺激家电消费，后续可能扩大到更多省市。
消费是稳定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但疫情后“补偿式消费”迟迟未至。今年3月国内疫情多点扩散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的同比增速都转负，4月跌幅进一步扩大。疫情限制、偿债压力和预期不稳定，国内消费内生性恢复的动力不足，需要政策引导和鼓励。4月13日国常会部署促进消费的政策举措，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9号文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多地先后发放消费券。我们认为，消费券在拉动消费时有杠杆作用，但鉴于消费券的规模不大，后续可能需要围绕刺激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出台相关政策，以更好发挥消费在拉动经济、改善民生和稳定就业中的积极作用。
一
为何促消费？
消费已成为稳定中国经济的“压舱石”，经济稳有赖于消费稳。这体现在两点：一是，支出法核算GDP时，年到年（年数据尚未公布），最终消费支出占中国GDP的比例，除年是低点只有49.3%外，其余年份都超过50%。即使是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的年，该比例也有54.3%；二是，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GDP同比的贡献率，即每年的GDP增量中最终消费支出占多少，年到年这11年中，除年受疫情影响只有-6.8%外，其余年份均超过50%。可见，无论是从绝对量的占比，还是从增量的贡献率来看，经济稳都有赖于消费稳。
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GDP同比的拉动为3.3个百分点，贡献率达69%。按年-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平均为55.1%来推算，今年一季度GDP最终消费支出同比可能接近6%，明显高于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同比1.3%。
两者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统计方法不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在销售环节统计；而最终消费支出是在使用环节统计，统计主体是居民和政府，GDP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其中，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基于住户调查（属于抽样调查）中的消费支出资料来计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5.7%；政府消费支出主要是指工资性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等，属于非生产性的，不形成任何资产。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这两本账支出同比增长16.2%，考虑到近年财政支出正逐步从投资向消费倾斜，即使是剔除价格因素后，政府消费支出可能也有两位数的增速。综合考虑居民和政府的消费支出，今年一季度GDP最终消费支出增速相对较高。
这给我们两个启示：一是，提振居民消费意愿、促进居民消费恢复至关重要；二是财政支出向公共消费倾斜，也会直接促进消费更好发挥经济“压舱石”的作用。
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内消费恢复缓慢。年和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为-3.9%、12.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0%，较疫情前年的全年增速8.0%明显下降。今年3月国内疫情多点扩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的同比分别下降3.5%、6.0%，4月同比跌幅分别扩大至11.1%和14.0%。我们认为，疫后国内消费低迷、内生恢复动力不足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疫情对消费场景的压制。疫情出现后，各地多采取较严格的物理隔离措施。宋铮等人的研究表明，封控会导致经济活动大幅下降，以年末的西安为例，封控两周后卡车流量下降70%，综合消费指数同比下降74%。
即使未封城，局部疫情和防疫政策收紧，也会对消费有负面拖累。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由于国内疫情点多、面广，多地收紧了防疫政策，比如北京要求进入公共场所需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餐饮企业停止堂食等。根据国铁集团数据，今年5月1日-4日，全国旅客发送量共计.9万，同比下降81.3%；根据猫眼专业版，今年4月30日-5月4日，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含服务费）2.97亿，同比下降82.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出游1.6亿人次，同比减少30.2%，按可比口径恢复至年同期的66.8%；国内旅游收入.8亿元，同比减少42.9%，恢复至年同期的44.0%。对比来看，“五一”假期旅游出游人次和收入的恢复率（和年同期相比），都处于年中秋国庆节至今主要节日恢复率的低位。疫情对此有较大影响，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统计，今年劳动节假期，全国A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的比例为61.3%；三亚酒店平均入住率20.57%，同比下降超六成；九寨沟、杭州西湖等景区客流较往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第二，我国居民部门的实际偿债压力高于主要发达国家。BIS公布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余额/名义GDP），年三季度，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1.6%，处于中等水平。但杠杆率既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利率水平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也没有考虑到GDP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如何分配，因此其并不能完全反映居民部门的实际偿债压力。有两个指标相对客观一些：一是，家庭部门的偿债负担，即家庭部门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分母为四个季度移动平均）。年三季度中国家庭的这一比例为.3%；二是，偿债比率，即家庭部门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分子、分母都为四个季度移动平均），年三季度中国家庭部门偿债比率为15.6%。国际对比看，中国家庭的这两个偿债指标都高于美英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抑制居民消费能力。
第三，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居民预防性储蓄上升，消费意愿不足。出口和房地产是吸纳中国就业的两大重要产业链：年外贸带动就业人数超过1.8亿；房地产业上下游链条长，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年仅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从业人员就有万，占全国二产和三产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18.5%。年中国出口+房地产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速为9.5%，高于年-年的增速，因此年我国就业并不差，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2%，甚至还略低于疫情前年的5.15%。
展望年，中国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除直接拖累总需求外，还可能通过就业和收入的渠道，放大居民部门的偿债压力，进而挤压消费。年出口和房地产这两大产业链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但与此同时新增需要就业的人口达万，高于年的新增就业目标万，也明显高于年实际的新增就业万。即使是按万的新增就业目标计算，今年1-4月新增城镇就业人数万，目标完成进度为36.9%，比年同期低了2.4个百分点。今年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仅比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年2月低了0.1个百分点。这势必会影响居民的就业预期和消费意愿：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年一季度“未来就业预期指数”为50.5，和前五年同期相比，仅高于年一季度的47.3，而明显低于其余四年同期的均值53.0；年一季度“更多储蓄占比”54.7%，是年三季度公布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二
如何促消费？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对稳定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多重掣肘下，消费内生性恢复的动力不足。这需要政策引导和鼓励，多措并举形成合力，加快消费潜力释放。年初至今，中央和部委的多个会议或下发文件中，均涉及到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恢复等相关表述。
其中，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国办发〔〕9号），基本上是4月13日国常会部署促进消费政策的细化、落实。文件共五章，分别从应对疫情影响、全面创新提质、完善支撑体系、持续深化改革和强化保障措施的角度，部署促进消费恢复。总的来说，文件涉及面广，从供给和需求、短期和中长期等维度，做了细致的安排。
结合9号文，以及目前各地促消费的实践和历史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促进消费恢复可从保市场主体、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和刺激大件消费品三个角度着手。
（一）继续优先保市场主体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一直重视保市场主体，这一思路也体现在9号文中。一是，文件第一条，即为“围绕保市场主体加大助企纾困力度”。二是，做了多方面部署，包括落实减税退税降费、推动金融系统让利、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管理、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清理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以及落实好特困行业纾困扶持措施等。此外，文件还提出“鼓励地方加大帮扶力度，支持各地区结合实际依法出台税费减免等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和文件其它条款相比，助企纾困这一条总的来说更聚焦于短期、更易于落地。
加大助企纾困，优先保障市场主体，我们的理解是为了能够在促消费和稳就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年中国市场主体突破1.5亿户，其中个体工商户突破1亿户。保市场主体有助于吸纳就业，进而提高居民部门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而同固定资产投资相比，相同规模的消费能在更大范围内带动市场主体需求，尤其是个体工商户的需求，稳就业的作用也更积极。
（二）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
9号文中，与通过财政支出促进消费恢复相关的内容，有以下三点：一是，第8条中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推进充电桩（站）等配套设施建设”；二是，第12条中的“紧扣人民群众‘急盼愁难’，多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三是，第17条中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材、节能产品等消费予以适当补贴或贷款贴息”。总的来说，9号文关于通过财政支出撬动消费的部署并不特别积极，对有条件的地方只是“鼓励”。针对近期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