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
作者：张玉龙臧赢舜
一、引言：国内消费大循环的构建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影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年5月，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十四五规划和年远景规划中，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并在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需求侧管理。刘鹤副总理撰文指出：需求侧管理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深入分析需求侧管理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从支出法来看，国民经济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静态角度来看，年消费在GDP的比重大约为55%，投资在GDP的比重为43%，净出口占比约为1%。从动态角度来看，李录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指出，从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外需是中国经济上涨的持续动力。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资本形成额对GDP贡献率达到年的83%的最高峰，随后逐步下降到年的32.4%。消费占比从年的40%上升到76.2%（受贸易战的影响，净出口贡献率为-8.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升。需求侧管理的含义是将消费在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升，成为经济增长长期持续驱动力。打通消费循环的堵点和短板，是国内大循环构建的基础。
1.1降低住房支出提升可支配收入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意愿下降、消费环境不足和高端消费供给不足是国内消费大循环的4个主要堵点。其中可支配收入下降是核心问题。第二，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年典型家庭除了五险一金和所得税之外的消费支出结构发现：食品支出占比28.2%、居住支出占比23.4%，这是两大刚性支出。房租和房贷这两大居住支出占比是导致收入分配差扩大的重要原因。降低房租特别是大城市房租是打通国内消费大循环的第一步。
在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就成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商品房市场中，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在租赁房市场中，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是重点内容。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这本质上是剥离房地产附加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属性，这对降低房价具有重要意义。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这是通过增加供给的方式进行房租。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通过破除垄断的方式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从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增加租赁住房建设、将闲置的商业地产、工业地产转换成租赁住房，增加大城市房屋租赁供给，成为推动大城市房租下降和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提升的关键步骤。
“租赁住房增加-房租下降-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升级和消费增加-有效供给提升-收入增加”的国内大循环将率先构建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观察到地产后周期消费产业链会存在持续的的投资机会。第一，在增加租赁房屋的过程中，消费类建材、家电和家居将获得显著的拉动。特别是装修中防水环节（东方雨虹）、涂料环节（三棵树）、石膏板环节（北新建材）等公司将存在持续性的机会。
对于中等收入人群而言，住房贷款也是重要的刚性支出。坚持房住不炒，剥离房屋的公共属性只能是稳定房价的重要手段。随着利率的下降，房贷支出也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除此之外，增加住宅用地供给、允许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在缴纳土地出让金之后转换成住宅用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都市圈的建设，通过人口聚集和深化分工的方式提升收入水平，这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长久之道。我们将在后期的报告中深入分析“大国大城战略”。
1.2消费下沉与渠道变革
近年来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发挥三四线城市消费潜力效果显著。《中国消费市场研究报告》（京东）指出：年低线级城市的增速快于高线级的增速。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下沉市场具备较大的消费潜力。过去三四线城市消费水平远落后于一二线城市，但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人口回流、电商平台推广过程中，其消费升级的潜力开始释放。与此同时，由于生活成本较低尤其是住房方面的投入较少，三四线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宽裕，从而使其具备很强的消费能力。
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堵点在于招商引资困难和基建设施落后。三四线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招商引资的困难。广大农村主要受商业网点布局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制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开拓城乡消费市场、促进城乡平衡发展，是需求侧改革的取向。消费下沉需要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鼓励引导有实力、有意愿的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在中小城市开展连锁网点建设，发挥不同的市场互联互通作用，促进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品牌商品销售。注重从传统到生活的业态结合，实现家庭教育服务，家庭医疗服务，家政服务、家庭维修服务、健康餐饮服务等有机结合。借助互联网发展为下沉市场的消费增长提供了技术支持，深度挖掘消费需求、健全供应链体系。
1.3政策支持耐用消费品升级
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推动耐用消费品升级，是提升消费偏好的重要方法。从政策层面来看，我们将预期城市汽车升级置换，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推进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置换升级（人民网）。在农村消费品升级方面，通过补贴的方式推动汽车下乡、家电消费升级也是提升农村消费偏好的重要方法。本文预期，从年开始，各大城市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推动耐用消费品消费升级。除此之外，餐饮旅游、教育、养老、医疗等行业也会得到持续的支持。
汽车、家电消费升级还可以借助互联网等先进手段充分发掘消费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团、京东、阿里等互联网企业仍然会由持续的优势。顺丰、四通一达等快递等服务业范围仍然会持续拓展，教育、医疗、养老、餐饮旅游、零售等行业成长空间依然巨大。
1.4投资策略：坚守消费升级
可支配收入下降、消费意愿不足、消费环境与高端消费供给不足是消费循环的堵点。降低房租、房贷等住房支出，增加可支配收入，调节贫富分化的差距，是构建国内消费大循环的切入点，是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步骤，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在构建国内消费大循环中存在三条投资主线：第一，消费建材、家电、家居等地产后周期产业链最先受益。第二，消费渠道下沉和渠道变革的过程中，快递、汽车、家电、零售等行业也存在着持续发展的机会。第三，在可支配收入提升后，国内餐饮旅游、养老、教育和医疗等服务消费行业也会得到显著的发展。
二、人口与消费特征
2.1人口变化趋势
人口总量决定了消费规模，人口结构变动决定了消费内容。中国人口仍然呈现出总量增加，老龄化加深的特征。一方面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增速却在不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至5‰以下。人口老龄化仍然在不断加深，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0%，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和规模继续下降。另一方面，“十四五”期间，中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规模庞大且具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群体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富的“人口红利”，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保持韧性的秘诀，人口总抚养比依然较低，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城市客群扩大形成消费新动力。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得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转变。年，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为元，远高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元，对居民消费整体形成了有力支撑。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年36.22%的水平已有大幅度提升，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镇化水平。但是按照我国庞大的人口数计算，城镇人口提升1%，就代表有近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人口红利持续释放，将拉动巨大的消费潜力。人口城镇化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年轻人口的不断涌入城镇，使得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整体性发生改变，年轻人群占比不断提高。城镇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示范效应作用下，“新市民”会增加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品的消费，最终使得城市化过程不断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渠道影响到居民消费结构从低级向更高级层次转变。同时可以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后，通过棘轮效应，居民消费水平也会持续平稳上升。
中国正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和少子化社会，“银发经济”成为新增长点。根据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人口年龄结构会对消费产生影响，社会人口中如果中青年人比重大,则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提高;如果少年和老年人比例高，则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会增加。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5%，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年，我国老年人口以达到12.6%，我国预计将在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老人比例高于15%。年以来实行长达30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年后，国家才逐步放开“二孩”政策。彼时，0-14岁的少年在人口中占比由年的33.6%下降至年的16.8%，降幅50%。
我国的社会总抚养比数年下降，主要是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从年的32.6%下降到年的32.8%；反观老年抚养比则从年的9.9%上升至17.8%。这样的变化预示着“银发经济”在未来将会是新的发展重点。按照生命周期假说，在中年时期,收入会大于消费,不仅可以偿还之前的负债,还可以准备积蓄养老。而人在少年和老年时期消费往往会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六稳”“六保”工作，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继续回落，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金融在不断发展完善，可以让更多人口拥有跨生命周期消费的能力和信心，提高居民消费贡献率。
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逐渐壮大。15-64岁的中青年群体“新中产”在人口结构中占比逐渐上升，这部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具有稳定收入，有较好的生活品味及健康的爱好。在教育水平上，年，我国人口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3.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年，新增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达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7年，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在性别比例上，截至年，我国男性人口万人，女性人口万人，男女人口差距为万人。虽然数量差距较大，但我国男女性别比例长期稳定在%-%之间，性别结构相对稳定，并在近几年逐渐接近%。我国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中青年女性群体占比正在逐年增加，这部分女性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平均年收入2万以上，75后男女占比差距-1.5，85后男女占比差距-0.6，95后男女占比差距-0.1。年，中国“她经济”市场规模将达4.8万亿元。
2.2消费变化
2.2.1消费结构现状
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过渡阶段，但目前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年全国居民消费结构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食品烟酒再居民消费中占比第一，食品研究占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28.2%，支出金额达元；第二房屋租赁、维修等相关居住支持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居住类支出的CPI同比上涨幅度较低，仅高于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交通和通信类CPI；第三，其他生活用品及服务费支出比重最低。在年的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消费占比57.8%，其余消费占比42.2%。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为生存型消费，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为发展型消费，家庭设备及用品、文化娱乐和其他消费为享受型消费。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差距较大。对比中国城乡消费结构（下图中外环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城镇和农村消费结构与全国基本一致，城镇和农村消费支出中排名前三的依次为食品烟酒、居住、交通和通信，占比均超过10%。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元，二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元，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侧重点亦有所差异，城镇居民侧重衣着、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领域等的消费；而农村居民消费侧重食品烟酒，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领域，分别比城镇居民高出2.4、0.7和2.6各百分点。
2.2.2历史发展情况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享受型消费渐进过渡。数据表明，近年来医疗保健消费的比重显著上升，在年医疗保健的消费份额仅为6.9%，此后几年持续增长，年达8.8%，上升了1.4个百分点。消费、文化和娱乐占比的增长幅度次之。对比来看，交通和通信消费份额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年消费通信类占比13.3%，后增长到13.7%，之后再下降到年的13.3%。食品烟酒和衣着支出占比下跌最严重。总体来看。-年，食品烟酒、衣着和消费从年的59.8下降到57.8%，降低了2.1个百分点，这也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享受型消费渐进过渡。
农村居民的食品烟酒消费比重始终高于城镇居民，但差距在不断缩小。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食品烟酒消费份额分别为29.7%和33%，截止至年，分别减少至27.6%和30%，其差距从3.3个百分点缩小至2.4个百分点。类似的可以得出结论，城镇居民的衣着类消费份额一直高于农村居民，但其差距也呈现缩小的态势。
但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大于农村，并且其差距存在扩大趋势。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从年的22.1%提高到年的24.2%，农村居民消费从年的20.9%提高到年的21.5%，居住消费城乡差距逐步扩大。最后，城镇交通和通信消费比重经历了先领先农村，后不及农村的过程，年和年城镇居民的交通通信支出比重超出农村0.9和0.4个百分点，但年被反超，截至年城乡交通和通信消费比农村低0.7个百分点。
2.2.3消费结构发展趋势
第一，未来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比重预计将大幅上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居民对于专业养老、高端医疗、康复护理、健康科学等方面都将会有更高的消费需求。-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从元上涨至元，增长幅度接近50%，相应的消费占比也从7.4%上涨到8.8%，提高了1.4个百分点。并且经过此次疫情，医疗保障产业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公众的健康意识显著提高，医疗保障领域的巨大市场需求一触即发。
第二，交通通信消费的占比将进一步扩大。全国居民的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指出从年的元上涨到年的元。此次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涉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七大领域的“新基建”进入大众视野。随着未来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提高移动传输等技术的速度和效率，大众对于便捷通讯和物流运输等的消费需求也会随之而来。
第三，食品烟酒和衣着的消费份额未来将会出现显著下降。年-年，居民食品烟酒和衣着的消费份额显著下滑，分别从年的30.63%、7.41%下降到年的28.22%和6.2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用于食品衣着的支出占比会不断减少，消费结构将从生存型消费向改善消费过渡。
三、消费循环的堵点
3.1可支配收入下降
3.1.1可支配收入下降
消费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驱动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居民消费能力主要受可支配收入的限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刺激消费的有效方案。一方面，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长过缓，居民无力承担更高层次的消费，既不利于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削弱国家整体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偏高，居民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高收入者消费率低和低收入者消费不自信现象并存，加剧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不同居民收入的不平等会使低收入群体消费非必须支出增加，抑制良性消费；土地价格过高会减少劳动性收入，扩大居民收入差距、抑制消费水平的提升；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提高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降低消费率。由此可见，稳定消费者的收入预期、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是提高消费率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水平稳步提高，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生活质量获得较大改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年已达到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5%。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突破了4万元大关，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城市具有的资源禀赋优势和区位优势带来的收入提升效应也愈发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增长6.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6%。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增长具有一定相关性，收入提升将带来消费支出增加，此外，也会带来消费结构改变。
年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年72.2%的占比降到年的70.33%。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仅为8.4%，比年回升了1.3个百分点，却低于年的增速8.9%，这说明居民消费支出仍然疲软，只是较去年略有改善。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仅为6.8%，低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7%的名义增速，还低于平均增速8.4%。根据年统计公报，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更是加剧了消费疲软的态势。又考虑到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高的现实情况，可发现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不足是当前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
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的几项为居住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及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这几项支出近些年的增长速度皆是高于总体消费支出的增速，年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的增速为9.6%，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的增速为8.9%，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增速为11%，都远高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7.1%。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增长迅速反映我国居民消费质量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生活变得越来越有意义。而住房和医疗保健住处的高速增长却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刚性需求支出快于总体消费支出，不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年新冠疫情之后，我国消费数据恢复较为缓慢，居民收入下降成为了制约消费恢复的关键因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同比下降1.1%。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同比下降9.9%，降幅接近两位数。在我国目前以经济复苏为基调、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快速恢复的发展过程中，消费数据的缓慢恢复显得格外刺眼。谈到国内消费恢复缓慢的原因，多位专家首先都提到疫情冲击导致了居民收入下降，从而制约了消费。年上半年全国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3%，考虑到债务利息等支出刚性，居民不得不大幅压缩非必要型消费支出。
在9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今年消费因疫情受到较大冲击，成为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居民间收入差距正逐渐拉大，正形成恶性循环，应重视改善居民收入水平。要改善当前居民收入下降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自然是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施策方向。若要真正落实保民生和拉动宏观层面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政府有必要在全国层面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消费补贴，通过现金、消费券或是代金券的形式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以此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最终刺激消费带动经济良性循环。
3.1.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年3月的调查中，受访居民预计年全年消费将较年减少9.4%；而到5月，这一减少幅度已增至17.3%。其中，年收入3万以下和3万~5万的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减少幅度更大。此外，低收入群体的金融资产也不足，面临流动性约束；而高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其预防性储蓄增加、享受型消费出现负增长。在2月开始的第一轮调查之后，团队发现低收入群体无钱消费而高收入群体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5月开始的第二轮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且情况较前期更为严重。居民消费预期悲观主要原因是居民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减少，特别是边际消费意愿高的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社会收入差距在疫情后进一步扩大。
因为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行业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要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关键还是要提高其收入水平。首先是继续加大稳就业的力度；其次，可以适当加大财政资金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力度，支持灵活创业就业；最后是进一步完善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意愿。
按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为收入较平均；0.3-0.4收入分配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异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中国年基尼系数已超过0.46，属于收入差距较大国家，与欧盟有明显差距。
3.2消费意愿下降
理论上，居民有足够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才有广阔的市场，各种生产要素才能充分有效地得到动员，企业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现实和更上一层楼的理想驱使下扩展投资、升级技术；而企业能在“有进有出、能进能出”的市场竞争下实现优胜劣汰，促使有效率、有前瞻性和有担当的企业持续涌现，才能提供最广泛、最多元的就业机会和形态，从而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由此形成一个“消费-投资-就业-消费”的螺旋式良性循环。
居民收入增长仍缓慢制约居民消费。收入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消费需求随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4。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减税降费、提高企业员工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刺激居民增收，但政策效果尚不明显，居民收入增长信心不足。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年一季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2%，增速处于年以来较低增速。调查数据也显示，居民增收信心不足，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自年三季度以来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且在年二季度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在增收尚不明显的背景下，居民整体的消费意愿较弱，尤其是对收入较为敏感的低收入、中等收入者消费潜力未能有效释放，居民消费占比偏低。据测算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用于消费的平均比例仅为34.13%，远远低于消费超前的美国（69.5%），也低于日本（56.3%）、韩国（47.8%）、印度（59.1%）。
解决消费意愿下降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点。一是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通过提高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占比、增加财产收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方式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二是在居民收入短期内难有明显改观的背景下，加快健全和完善社保制度，消化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刚性因素，引导储蓄资金进入消费领域。
3.3消费环境不足
消费环境是指由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城市商圈空间布局决定,对消费者实际消费具有直接影响的一些外部因素,既包括与消费场所的距离,也涉及可供选择的商品种类、质量、品牌、服务水平等因素。商品流通中的现代组织形式连锁商业直接构成消费环境的一部分,还通过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包括采购、定制化生产等形式)间接影响消费环境。
汽车、通讯器材以及房地产相关消费占商品销售总额的接近5成，是带动近年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年以来以上消费热点均失去动力。其中房地产相关消费受到房地产销售面积下滑的影响大幅下滑，汽车消费面临新排放标准、汽车税收优惠政策到期等因素制约。此外，新技术换挡也对消费带来暂时性拖累。如汽车行业正从柴油/汽油转向电动/混合动力汽车，手机行业正从4G转换到5G，这导致一些消费者推迟购买计划，等待更多新产品上市。
解决消费环境不足的问题，可以创造新的消费热点，发挥政策合力，加大对养老健康、绿色消费、教育文体、旅游休闲、信息网络、农村消费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消费升级的质量和效率，尤其是刺激老年群体、三四线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消费意愿，形成拉动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引擎”。
3.4高端供给不足
3.4.1主要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跨境购物的增长与高端科技大量进口
目前，我国的中高端供给侧存在严重不足的现状，比如高端主要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集成电路产业大量进口、众多消费者选择出境购物或海淘等，并呈现增长的趋势。
（1）进口消费品需求仍然旺盛
根据商务部年7月发布《主要消费品需求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中，对食品、服装鞋帽、母婴用品等10大类消费品进行的全面调查显示，我国消费者目前对进口消费品需求仍然旺盛，有79.6%的消费者购买过进口消费品，其中41.7%的消费者购买进口消费品占同类消费品比重超过10%。
从分品类看，化妆用品、母婴用品、钟表眼镜、电子电器进口比重较高，分别为58.0%、54.3%、45.0%和41.9%。对产品的安全、设计和品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