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区块链技术对实体产业的作用
2.1去中心化经济的定义
至此，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去中心化经济。对于其中的“去中心化”一词，相信了解过数字技术，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很多读者都有所耳闻。不过，由于“去中心化”一词出现在主流群体视线中的时间较短，因此不少人还未能够对这个概念形成冷静、客观的认识。例如，在一些科技创业公司，尤其是区块链公司中，虽然人们经常会提及“去中心化”一词，但又很难解释清楚它的含义。
那么，“去中心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质又是什么呢？
所谓“去中心化”，它并非一个由外界主观推动的趋势，而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客观必然，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事实上，早在“去中心化”一词传播开来之前，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去中心化”的经济现象。例如。
自媒体让每一位作者都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过去集中在专业媒体人手中的话语权分散到作者手中，进而实现了话语权的去中心化；
智能手机让每一位用户都有机会用镜头实时记录周围的世界，使过去集中在专业人士手中的摄影与录像权分散到用户手中，进而实现了摄影录像权的去中心化；
电商平台让每一位有能力和意向创业的普通人有机会经营自己的事业，使过去集中在有一定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人士手中的创业权分散到普通人手里，进而实现了创业权的去中心化……
我们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去中心化”过程实质上是各种各样的权力从顶层的专业中心化机构向基层个体下沉。为什么人们在过去几年见证了如此多的“去中心化”？答案是因为数字技术的存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包括“物、大、移、云、智”在内的数字技术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降低用户的行动成本，二是赋予用户更多的权益。鉴于很多时候降低行动成本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权益，例如，使用大容量的中心化云存储，而非小容量的分布式存储卡，可以让手机用户拍摄更多的照片和视频，由此获得更多的摄影录像权。因此，各种数字技术突飞猛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批社会权力快速且大幅度下沉，进而衍生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C2C的去中心化经济体系，如共享交通、共享民宿、自媒体、小视频等。而这些服务的提供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人士，而非专业机构。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科技因素并非促成各种权力下沉、经济格局去中心化的唯一推动力，经济的发展同样对去中心化具有推动作用。例如，经济改革使集中在农村供销社的经商权下沉到每一名菜农手中，“普惠金融”的推进使集中于大财团的融资权与投资权下沉到颗粒度更小的机构手中，小轿车的普及使集中于公交出租公司的客运权下沉到每一名车主手中……这就说明，不管是科技更迭也好，还是经济发展也罢，只要社会的进步在不断地惠及每一个小颗粒度的团体或个人，使他们手中的权益逐渐增加，那么各种权力的下沉趋势以及经济格局的去中心化就不会停止。至于让信息记录权下沉的区块链，虽然它使“去中心化”一词名满天下，但它并不是第一个去中心化的产品，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去中心化的产品。
2.2去中心化的有限性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一点，虽然从理论上讲“去中心化”的理想状态是将权力下沉到每一个个体的手中，但在现实中很多权力并不能无限下沉，而是会存在一个底线。在横向视角上，则表现为去中心化程度的有限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中心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看来主要包括三点，如表2-1所示。
表2-1限制权力下沉的三重因素
硬件条件的束缚
众所周知，很多权力的行使往往离不开相应硬件的辅助。以上一节中提到的农业为例，由于农产品的种植与供应需要包括土地和肥料在内的诸多设施，因此其产品的供应权只可能下沉到有耕地的农村居民手中，而不是城镇居民那里。后者最多只能在自家花盆里种蒜苗、用豆芽机做豆芽而已。再如能源行业，“太阳能光伏板+民房屋顶”的组合使电力的供应权可以下沉到每一位住平房的农村居民手中，而很多城镇居民由于住的都是密集的蜂巢式公寓，没有自己的专属屋顶，因此也就与这种权力无缘。也就是说，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由于在他们的活动半径之内有很多农产品与电力供应商，因此对其而言，这些产品的供应往往是去中心化的，理论上他们可以选择任意一家供应商进行对接；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由于在他们的活动半径之内并没有很多供应商，因此这些产品的供应就是比较中心化的，其只能从负责撮合的中间商购买产品。
软件技能的束缚
硬件的配置固然是服务权下沉的重要基础，但懂得如何使用这些硬件的软件技能也很重要。例如，在上面的农业案例中，即使让很多城市居民迁到农村居住，并且拥有自己的耕地资源，但可以预见的是当地农产品的供应格局不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更加去中心化。因为绝大部分城镇居民没有掌握相关的农业技能，更不要提对外输出了。再如在计算机行业中，尽管现在个人电脑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标准配置，但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编程来研发软件，进而打破互联网巨头对科技产品的垄断，因为目前写代码仍是一项较为小众的技能。也就是说，软件技能的提供权仍然没有实现较大幅度的下沉，目前这个领域的格局也是相对中心化的。
道德方面的束缚
除了硬件条件和软件技能之外，在有些涉及交涉对象切身利益的细分领域，服务提供者的道德水准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共享交通领域中，尽管目前小汽车、驾驶技能和路况App的普及使很多驾驶员都具备了出租车司机的基本技能，但并不代表客运服务的提供权就可以下沉到每一个满足这些条件的人的手中。如果从事客运的驾驶员品行不端，那么很可能就会对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再如投融资领域，如果申请融资的机构没有良好的信誉，最终很可能就会以“早期项目风险大”的名义肆意挥霍投资者的资金，甚至干脆直接卷款跑路。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不同行业的硬件条件与软件技能的普及情况千差万别，同时对权力使用者的道德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权力的下沉幅度往往是存在差异的，其可以容忍的去中心化程度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行业，其去中心化程度不同。例如，教育行业的去中心化程度就要比医疗行业强。
同一行业但不同环节的去中心化程度不同。例如，在电力行业中，发电环节的去中心化程度就要比输电环节强。
同一环节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去中心化程度不同。例如，文娱行业现在的去中心化程度就要比二三十年前强。
应该说，能够认识到影响去中心化程度的诸多因素，以及客观看待各行各业去中心化的现状与未来，对于正确理解“去中心化经济”有很大的帮助。从最初两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曾经陷入过误区。例如，当“去中心化”一词在区块链概念的助力下走向火热时，很多人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将一切行业的一切环节都进行去中心化，中心化巨头被颠覆已是指日可待；而在区块链概念遇冷之后，很多人又认为所谓去中心化是纯粹的炒作，各行各业都回归到中心化的格局才是正道。出现这种“走极端”情况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对“去中心化”一词缺乏准确的认识。
不过，尽管目前舆论对“去中心化”的看法有时会有失偏颇，但从历史来看，社会对很多新概念都经历过这样一个“似懂非懂”的适应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去中心化经济”的认知将会随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更趋成熟。在这种觉醒的主观意识和不断发展的客观环境中，社会经济整体重心的下沉、各行各业去中心化程度的提升都将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
2.3信息中介存在的必要性
毋庸置疑，去中心化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问题。具体地说，是在很多行业去中心化、行业中的个体失去中心化机构品牌站台的情况下，要如何在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信任的桥梁，让双方顺利地进行对接与交易。由于消费者本身的精力有限，无法逐个对众多服务提供者进行高成本的详细调查，因此对其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个可信的利益主体作为信息中介，让信息中介对这些去中心化的服务提供者进行审查，最终通过信任链条将自己对信息中介的信任传递到分散的服务提供者之上，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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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点来看，在去中心化的经济体系中，进行信息审查与筛选的信息中介堪称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纵观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近年来很多声名鹊起的科技巨头所从事的正是这种“站台兼撮合”的工作。例如，优选电商就是在为去中心化的优质产品提供者站台，搜索引擎就是在为去中心化信息提供者站台，小视频平台就是在为去中心化视频提供者站台，共享经济App则是在为C端的交通、住宿服务提供者站台……可以说，任何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细分领域都有可能诞生独角兽体量的信息中介，进而支撑这个行业去中心化经济体系的发展，最终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信息中介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具体地说，一旦某个行业的信息中介出现一家或几家独大的情况，这些信息中介要么会在主观方面出现态度上的消极懈怠，要么会在客观方面因为工作集中积压而导致服务质量下降，在辜负用户信任的同时，也给其切身利益造成损害。例如，某些搜索引擎在为用户显示服务的供应商时，并不是根据供应商的服务质量，而是根据其给自己支付的赞助费来进行排序，也就是人们熟悉的“竞价排名”。这样一来，用户对信息中介的不信任必然会传导到去中心化经济体本身，进而对后者造成直接的冲击。例如，在前两年的网约车安全事故发生后，因为对中介平台表示不满，很多消费者选择卸载去中心化的交通网络软件，进而重新转向中心化的公交车和出租车。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为了打造一个更理想的去中心化经济体系，便提出了“去中介化”的方案，也就是试图在交易网络中剔除信息中介环节，让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进行直接对接。类似于“没有中间商”的口号就是这种设想的直接体现。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要想在不影响正常的产品和服务流通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虽然中介机构不直接从事生产工作，但它们却通过信息的筛选与撮合，使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尽早地实现了对接，并产生了商品流与现金流。如果消费者想要享受这样的附加服务，就必须通过中介。以房产中介为例，如果没有其存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如同大海捞针一般自己去搜寻相关信息。
如此一来，人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保留信息中介的同时，又要避免其权力过于集中，以提高服务质量，也就是所谓的“弱中介化”。而打造可信信息中介的技术就是本书将要重点介绍的区块链，其原理大致如下。
通过利用区块链上信息极难篡改的特点，将相关的信息记录到区块链上，进而增强信息中介所记录历史数据的可信性。尽管这听上去比较简单，但因为不同行业、不同环节构筑信任所需要的信息各异，因此如果能够在合适的场景下使用区块链技术，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例如，利用难以篡改的区块链发票来验证评论的真实性。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区块链技术可以起到“弱中介化”的作用，同时区块链技术也有去中心化，但它们表达的其实是不同的含义，如图2-2所示。中心化的“中心”在英文中一般被翻译成“center”，例如，人们所熟悉的“去中心化”常被称为“decentralized”，多用来指代某一范围内的中心，具体到经济中则表示行业权力的集中度；而“中介”往往被译为“middleman”，多用来指代链条中的某一环节，在经济中则多指产业链中的信息筛选与撮合机构。显而易见，“中心”与“中介”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些高度中心化的机构并非中介，例如，负责上游资源开采的石油寡头；有些中介环节所呈现的行业趋势也并不中心化，例如，小商品批发零售领域的众多中间商。这是在进行相关问题的分析时需要特别注意、切莫混淆的。
2.4区块链对不同类型信息中介的提升作用
在了解了去中心化经济的定义以及信息中介与区块链技术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之后，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区块链对去中心化经济中信息中介的影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区块链技术对于去中心化经济系统的作用主要是降低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成本，进而促成双方的顺利对接与交易。而实现的方式则是将相关的服务信息记录在极难篡改的区块链上，以解答人们关于交涉或交易对象是否值得信任的疑问。然而，正如世界上有些题目是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有些题目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答题一样，对于交易者的疑问，区块链有时可以给出准确的答案，例如，回答“某人有没有做过某件事”，但对某些问题却不能给出标准的答案，例如，回答“某人做某件事做得怎么样”。一般来说，有标准答案的往往是那些有着明确行业标准的产品与服务，简称“标准型服务”；而没有标准答案的则恰好相反，属于没有行业标准的产品与服务，简称“非标准服务”。
从这点来看，区块链要想在去中心化经济体系中创造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其过程与原理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中心化经济中，难以用行业标准简单地衡量的非标准化产品和服务为数并不少，而且其规模还在持续扩张。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已经从马斯洛需求理论底层的生理和安全需求上升到了更高阶的尊严和自我实现需求。满足底层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特点是由于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比较成熟，很容易用清晰的行业标准来评判；而满足高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很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往往缺乏相关的标准，因此描述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如图2-3所示。
以民宿行业为例。在现在的互联网短租平台中，房屋的提供者可以通过相关的标准框架来明确地告诉消费者，自己的房屋有什么样的、能够满足基础需求的设施，如洗发水、吹风机、空调等。这些信息通过标准化和结构化的图表展示，可以说一目了然。但是在满足客户更高阶的需求方面，如房屋的配色氛围、窗外所对应的景色，甚至所处位置是否满足某些摄影爱好者的拍摄需求等条件上，服务提供者是无法用简单的标准来概括这些特征的。例如，房主宣称自己的房屋是地中海风格，虽然勉强算是进行了标准化，但绝大多数人搞不清什么叫地中海风格；而且，地中海风格也有很多细分类别，该房主的装饰未必适合其他用户的口味。由此可以看到，对这种高阶需求进行标准化的描述真是不太容易。
严格地讲，“满足基础需求”与“满足高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并不一定与“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绝对对应。很多用于满足安全与生理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实现标准化。例如，在牙医领域，电动牙刷的震动幅度在何种范围内才不会对人的牙齿造成伤害，目前学术上仍然存在争议。而很多用于满足享受与审美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也不一定完全无法进行标准化。例如，国外的某些电影分级制度经常会根据影片中暴力程度的不同对受众的年龄段进行划分。这间接说明了如果相关部门有意愿的话，完全可以对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标准化。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案例中所提到的影片分级，它的评判目标虽然是用于满足精神需求的影视作品，但针对的主要还是一些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基本安全与生理需求的因素。例如，不良影片对年轻观众成长的影响等。至于针对更高级需求的因素，如影片的审美价值如何、演员的功底是否深厚、是否值得深度思考等，相关部门很少会进行干涉，去搞诸如“电影精彩程度分级”这样的框架。而且，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也不会制定相应的标准。因为对于相关部门而言，这是一项成本浩大但收效却比较低的工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需求的逐渐升级与相关产品和服务标准的缺位，使非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地活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尽管民间时常会衍生出一些被称为“标配”的非官方标准，但需求的逐渐升级决定了消费者注定不会只满足于那些已形成“标配”的产品和服务，而是会将需求持续向那些更个性化、官方与非官方的标准尚未覆盖到的领域延伸。例如，幼教行业最初的作用只是为孩子们提供一个集体玩乐的场所，以及进行一些基础课的教授。而随着所有的幼儿园都配备了这些服务，家长们对校方开始产生了更高级的需求，像是经常组织一些课外室外活动，让孩子们经常接触一下大自然，等等。但当这类活动也成为幼教领域的所谓“标配”之后，新的需求又再度衍生出来。例如，要求校方通过一些艺术课和思维课来培养孩子的逻辑和审美能力。也就是说，产品和服务的相关标准很有可能永远都追不上它们的非标准化程度。
在了解了产品和服务的发展趋势之后，我们来具体